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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国元帅和大将、上将、中将的待遇区别在哪里?

时间 : 2017-09-13 18:00
栏目 : 世界野史
来源 : 历史之家

文章简介: 新中国成立前后,为推进我军现代化建设、满足实际作战指挥的需要,党中央开始酝酿实行军衔制度。1955年...

新中国成立前后,为推进我军现代化建设、满足实际作战指挥的需要,党中央开始酝酿实行军衔制度。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,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授予大元帅军衔典礼,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。与他们同一批授衔的,还有10名大将、55名上将、175名中将和800余名少将。

今天,回顾那段特殊的历史,我们发现,这个名单的出炉,既非纯粹的论资排辈,也非简单的论功行赏,而是综合平衡的结果。而各位战功卓着的将军们,在授衔过程中,或为这份难得的荣誉感慨万千,或高风亮节地提出让衔,也有人为此流下了眼泪……


授衔典礼

“山头平衡”成重要因素

哪些人可当元帅?哪些人能做将军?类似的问题,在军职军衔评定初期,被反复提及。毕竟,面对数以万计曾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功臣,这次的“论功行赏”是否公平、公正、公开,不仅触及到他们的个人利益,还关系到大部队的稳定,谈何容易!

连毛泽东都说:“搞评衔,是很大的工作,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。”邓小平曾指出,“我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、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。过去,有三个方面军,每个方面军又是由好多山头结合起来的,这就自然地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山头主义”。


毛主席

这些“山头”,虽不如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军队那么根深蒂固,但也真实存在,在经历了数次分化组合后,关系十分复杂。按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:元帅是行政三级,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;大将是行政四级,享受副总理待遇,自大将以上可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;

上将是行政五级,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;中将是行政六级,享受部长待遇,自中将以上都是高级将领,可配备警卫、秘书和保健医生、厨师、勤务员;少将行政七级,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

不同级别之间,待遇、权力地位的确相差很多,因此,除了现任职务、政治品质、业务能力、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外,最初确定的评衔标准里,还有一条:要适当照顾到各方面军干部的相对平衡。

时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在几十年后回忆说,当时,少将以上军衔由军委直接掌握,所以工作量最大、难度最大的“平衡、排队”的任务,就落到了总干部部头上,他们认真研究、反复斟酌,而从最后结果来看,这种平衡因素起了相当的作用:


时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

朱德、彭德怀,因为战功卓着,排在了十大元帅的前两位;林彪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,十大元帅中他的战绩和指挥能力都堪称第一,是十人中除朱德以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;刘伯承是第二野战军的代表;

贺龙,借助南昌起义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成为元帅;陈毅代表着南方三年游击战、新四军、第三野战军三个方面的力量;罗荣桓是政工元帅,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,这是中国军队特有的中国特色;徐向前借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身份成为元帅;


聂荣臻

聂荣臻是华北野战军的代表;叶剑英一直是“中**方在政坛上的代表”,除他之外,党内、军内再无他人有这种特殊地位了。

得知自己被评为元帅后,叶剑英马上想起了牺牲的战友:“可惜啊,如果叶挺在,新四军就出了两个元帅。”陈毅的应答则多了分风趣:“如果叶挺在的话,我们就有两个叶元帅。”十位大将的评选,也同样综合考虑了“山头平衡”的因素和当时的职务因素

粟裕的军事造诣和战绩在全军首屈一指,建国后曾任总参谋长;徐海东是陕北方面的代表,是红二十五军幸存的指挥者,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之后任军团长;黄克诚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,虽然战绩、资历并非最优,但时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,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;

陈赓是第二野战军的代表;谭政时任总政治部主任,与元帅中罗荣桓的情况一致,是大将中政工方面的代表,同样意味着中国军队的特色,与山头平衡无关;萧劲光是第四野战军的又一代表,海军司令的职务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;


陈赓

张云逸的大将军衔几乎完全凭资历获得,十位大将中他年事最高,是除粟裕外第三野战军的又一代表,也是唯一参加过护国讨袁的;罗瑞卿来自华北野战军;王树声曾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,授衔时任国防部副部长;许光达则来自红二方面军。

几个重要时期的表现,也是参考因素

除了“平衡山头”、时任职务、资历、业绩等因素外,这些将领们在中共早期革命斗争的几个重要时期的表现,也对他们的授衔结果有所影响。曾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萧克,本来有资格入选大将,但他在长征中斗争张国焘时保持了沉默,被认为是站在了张国焘一边。


萧克

用萧克自己话说是“站错了队”。这成为毛泽东认为其“在历史上不正派”的主要原因之一,也成了他没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因素之一。参加了《萧克回忆录》的编撰工作的周炳钦认为。

在中国革命战争中,萧克不仅是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,还有着与同时授衔的共和国元帅们相处共事的特别经历”,“在这次授衔的55名上将中,他名列榜首。也许这并没有表明其戎马生涯的真实价值,授衔前毛泽东曾亲自找他谈话,对他说,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,别人就不好说什么了”。

与萧克的个案相对照的是林彪。林彪在十大元帅中资历排在倒数第二位,却名列十大元帅第三位,除了基于战功,他因为在关键时刻支持毛泽东而赢得毛泽东的欣赏和信任,也是原因之一。

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,在1955年将帅评衔的具体工作中,负责单位和领导一方面要尽量做好思想教育工作,纠正一部分干部错误的认识和态度;另一方面要做好平衡排队工作,尽可能评得公平合理,既使本人基本满意,又使上下左右都没有意见。因为只有评得适当,才能真正达到调动干部积极性的目的。


林彪

这就要求在全面考核了解干部的基础上,根据评衔的条件和标准,反反复复地比较,多方面征求意见。中央和军委领导也很关心、重视这项工作,及时听取汇报,及时指示。

高风让衔,比比皆是

对于给不给军衔、给怎样的军衔,大多数将帅并没有过多计较,而是表现得十分豁达。1955年9月初,天津的一家军工厂赶制了一套大元帅制服。大元帅服的肩章由金黄色底面构成,上面绣着红色的国徽和银色的五角星,看上去威武庄严。这套制服本是给毛泽东量身定制的,但他却一天也没有穿过。


毛主席

在得知自己被评定为“大元帅”的消息后,他找到彭德怀和罗荣桓: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,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,多不舒服啊!到群众中去讲话、活动,多不方便啊!依我看,在地方工作的,都不评军衔为好。”

毛泽东表态后,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人也纷纷表示,不参加评定军衔。那时候,刘少奇、周恩来已经主持党务、政务工作,他们拒绝元帅军衔尚可理解,在军中挂名的邓小平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。

然而,在他的坚持下,他成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12位中央军委委员中,除毛泽东之外,另一个没有元帅军衔的人。彭德怀也在同干部的闲谈中多次透露:“我并不需要这个牌牌,也够不上什么元帅,如果要评的话,也很难说评个什么‘将’是合适的。

但这不是个人问题,倘不评一些元帅,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。”1959年6月,他又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强调:“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,这是战争的结果,是学人家的,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。”


许光达

许光达在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后,还曾主动给毛泽东等军委领导写了一份“降衔申请书”:“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。高兴之余,惶惶难安。我扪心自问:论德、才、资、功,我佩戴四星,心安神静吗?……对中国革命的贡献,实事求是地说,是微不足道的。

不要说同大将们比,心中有愧,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,也自愧不如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着:湘鄂赣竖旗,南泥湾垦荒;南下北返,威震敌胆;进军新疆,战果辉煌……为了心安,为了公正,我曾向贺副主席商请降街。现在我诚恳、慎重地向主席、各位副主席申请:授我上将衔。另授功勋卓着者以大将。

许光达1955年9月10日”


授衔现场

毛泽东拿到这封信后,激动极了。军委会议室里,他扬起信,走到朱德、彭德怀、林彪、贺龙等军委领导人面前:“这是一面明镜,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!”彭德怀插话说,这样的报告许光达连写了三次。毛泽东听后点点头,越说越激动,起身离开座位:“不简单啊。金钱、地位和荣誉最容易看出一个人,古来如此。”

他随即大步走到窗下,双手用力推开窗户,用带着浓浓湖南乡音的语调低吟:“五百年前,大将徐达,二度平西,智勇冠中州;五百年后,大将许光达,几番让衔,英名天下扬。”

虽然在正式授衔时,许光达仍被授予了大将军衔,但中央军委在慎重考虑了他的意见后,将他的行政级别定为五级,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唯一被定为行政五级的大将。类似的让衔、请求降衔、不争衔的例子还有很多

比如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。按条件,他理应授衔上将,但当他得知上将名额需要减少时,便立即以自己“是主抓这次授衔工作的人,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”为由,申请降为中将。彭德怀几次找他谈话,都拗不过他,最终,他成为当时的兵团级干部中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。


授衔现场

训练总监部军外训练部副部长孙毅,历来谈泊名利,心胸豁达。他对人说:“我只有从劳之苦,而乏建树之功,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,授我少将足矣。”但组织上考虑到孙毅资深望重,最后仍授予他中将军衔。

白志文,红军时期就是师长。被评定为少将后,有人建议他去争取一下,他却说:“有什么好争的?多少人连命都没了,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,牺牲时不到30岁。我们命大活下来了,评一个少将就该知足了!”


白志文

段苏权,红军时期就是黔东独立师政委,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四野第八纵队司令员。授衔那天,他站在少将行列里。他的周围,是当年他亲自指挥的团长;前排的中将行列中,有几位当年在他手下当过师长;

再前排的上将行列中,则站着曾与他同样担任纵队司令员的战友。有同事小声说:“老段,你该站前边去,向前走两排。”他却淡淡一笑:“组织上叫我站这里,我就站这里。”

“男儿有泪不轻弹,只因未到授衔时”

宋任穷回忆说,授衔的初步方案公布后,大多数人对此都表示认可,但也有那么一小部分,对结果并不满意。有的人虽然嘴上不说,心里却不很舒服;有的人眼泪长流,两三天不吃饭;还有人跑到领导那里,说自己如何劳苦功高,点着名要高级军衔;


毛主席

更有一个红军时期的老干部,在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后,竟公开地说:“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!”毛泽东听到这些事,很不高兴,讽刺道:“男儿有泪不轻弹,只因未到授衔时。”

欧阳青在《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全景式扫描(上)》一文中描述,王必成和王近山都被评为中将。王必成觉得自己的军衔低,便找到老领导谭震林,希望他能帮自己向上面反映一下。谭震林还真去了,结果让上边一顿批评。王必成知道以后,还专门找谭震林道歉。


邓小平

谭震林丝毫没怪罪王必成。谭震林的很多部下都说,“谭老板”人很厉害,爱发脾气,但对部下很体贴。王近山也喊过几嗓子,被邓小平严肃地批评了一顿,就算了。还有被评定为少将的钟伟。他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,解放战争中又任四野的十二纵队司令、四野四十九军军长。

这次授衔时,和他平级的人大多被评上了中将,这让他觉得自己“被评低了”,火气上来,骂了人。这事传到林彪耳朵里,他气得将钟伟叫去狠狠批评了一番。

事实上,关于钟伟的军衔评定过低,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,所以评级后,钟伟的待遇一直是按中将甚至上将的标准定的,毛泽东甚至亲自点名,让他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。钟伟可算是低衔高配的好例子。


钟伟

还有,从部队调到外交部当大使的和在地方工作的人中,有的也提出要军衔。好在有些高级干部的思想工作,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亲自出面去做了。

实事求是地讲,王近山、王必成等人表达自己的看法,是很正常的,他们并未违反党的规定,也不该因此受到人格和品德上的质疑或批判。只是相比较而言,让衔者当然更值得尊敬、佩服,甚至是敬仰。


授衔现场

就这样,伴随着大家的不同反应,将帅军衔评定从1950年开始筹划,在经历了5年的动态变化过程后,直到1954年9月28日,才出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,1955年9月27日才召开将帅授衔典礼。

单从时间上,就能看出将帅人选的遴选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过程。而1955年的将帅授衔,也因此呈现出多面、多层次的立体状态,作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“重要现场”,被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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