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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伯承抗战治军:日军军令是“第二种教材”

时间 : 2015-03-25 09:19
栏目 : 军史
来源 : 历史之家

文章简介:  刘伯承元帅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,而且是优秀的军事教育家,为我军军事院校教育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刘伯承有一句名言,“军事科学的理论

  本文摘自:《人民政协报》2013年3月28日第6版,作者:林瑞华,原题为:《刘伯承的治军与治校》。

  刘伯承元帅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,而且是优秀的军事教育家,为我军军事院校教育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刘伯承有一句名言,“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,它是直接地、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、流血多少的检验的。”

 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,刘伯承深知:古今中外任何有力量的军队,都不能“不教而战”;凡有才干的军事家,都懂得首先教育训练干部。“治军先治校”,是他的一贯主张,也贯穿其军旅生涯始终。

  辛亥革命爆发后,刘伯承到万县参加响应革命的学生军,从此开始其辉煌的军旅生涯。1912年2月至12月,他考入重庆军政府将弁学堂受训,因成绩优异被选入速成班学习,毕业后担任川军第5师司务长一职。旧军校正规的教育,不仅初步奠定了他的军事理论造诣,而且赋予他“治军先治校”的“旧式经验”。

  1926年12月,刘伯承与朱德等发动泸州、顺庆(今南充)起义,担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,并率起义部队与四川军阀作战,策应北伐战争,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制川军东出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。就在泸州、顺庆起义成功后,他就在所属部队办起了军政学校并亲任校长,这是他“治军先治校”理念化为实践的开始。通过治校,使许多刚刚脱离北洋军阀系统的旧军官接受了新式军事、政治思想,站到进步方面来。

  1927年8月,南昌起义终以失败告终。究其原因,刘伯承认为:除了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之外,没有形成共产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,没有对部队实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等因素,是南昌起义“根本的弱点”。同年12月起,受中共中央派遣,刘伯承先后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、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。在苏联学习两年半,他刻苦攻读了马恩列斯的军事著作和外国许多军事家的名著,因而大大开阔了眼界,加上对南昌起义失败的思考,更加坚定“治军必治校”的信念。

  1930年7月底,刘伯承返抵上海,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,协助周恩来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,训练中共各省、特委负责人和中央机关干部,增强他们开展武装斗争的能力,这是他“第一次从事红色军事教育”。期间,他负责讲授暴动方略和游击战、运动战战术,并为中央军委翻译了《苏军步兵战斗条令》,校译了《苏军政治工作条例》、《游击队怎样动作》等材料,一方面作为训练班教材,一方面发到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学校,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建设。

  1932年1月,刘伯承直接奔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,接替叶剑英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(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红军大学)校长兼政委,直至同年10月中旬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。期间,他针对红军以运动战为主的实际,大力培养运动战人才,贡献卓著。遵义会议后,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所向披靡。两相比较,刘伯承深为毛泽东的卓越指挥才能所折服。以后,随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,他更加自觉地宣传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。

  1935年9月,红四方面军总部成立了红军大学(红大),开设高级指挥科、上级指挥科和上级政治科,由刘伯承调任校长兼政委。当时,正值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独断专行的指挥下,开始大举南下。为治好这支被张国焘带向错误方向的大军,他坚决与朱德等同志站在一起,从整个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,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,积极维护红大中红一、四方面军学员之间的团结,并通过他们影响部队回到正确轨道。

  1936年6月,贺龙、任弼时等率领的红二、六军团到达甘孜,与红四方面军会师,随即组建红二方面军。7月初,刘伯承应邀到红二方面军,给指战员作打敌人骑兵的战术报告,提出了提高信心、接敌处置、利用地形、武器运用等方面的基本要则,讲解了打骑兵的队形、追击、有组织的后移以及平时加强演练等问题,深受贺龙钦佩。经他力陈,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,出任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,成为我军历史上唯一主持过三大主力红军军事教育的人。

  作为红二方面军大学校长,刘伯承不负众望。1936年9月20日,他写出《我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》一文,从军事和政治方面提出了训练、教育的要求,特别是提出了进攻、防御、迂回、行军、宿营、警戒以及野战等一系列战术要则与训练方法,对加强红二方面军的军事素质贡献至大。同年12月,红二、四方面军两所大学都并入抗日红军大学(后称抗日军政大学,简称抗大),刘伯承顺理成章地成为唯一的副校长。

  关于“理论与实际相结合”,刘伯承本人就是行家里手。刘伯承曾说:我们办好学校要有方针,方针就是抗大的方针。抗大的方针,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句话:“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,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,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。”这个方针的核心是坚持办校的正确方向,就是军事院校教育要为党和军队的政治需要服务,为部队建设服务。抗战爆发后,刘伯承主持的军事院校(包括随营学校、训练班)始终遵循上述方针,并继承了抗大的校风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,保持和发扬了我军院校教育的好传统。

  1937年8月,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,刘伯承担任一二九师师长。早在抗战初期,他就对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指示:将毛泽东军事论著,作为“第一种教材”。他认为,毛泽东军事思想,人民军队战史尤其是较近的实战战例,应作为第一种教材,只有这样才可以正其本;而日军的军事条令、教令等可作为“第二种教材”,只有这样才能用以分析研究作战对象的特点和战术;苏军的一些条令和军事理论则可作为“第三种教材”,可以开阔眼界,推动军事教育的发展。整个抗战时期,参加一二九师的绝大多数是工农分子,他们政治觉悟高,作战勇敢,但是文化水平较低。在刘伯承的关怀和号召下,部队办起了许多扫盲班、文化班,掀起学习文化的热潮。为练成抗日铁军,他还“运筹帷幄、先胜教场”,先后办过师训练队(班)、师随营学校、师轮训队、师参谋训练班等,大力培养军事、政治、参谋人才。由于他的深谋远虑和把“治军先治校”理念化为实践,一二九师军事素养闻名八路军、新四军,成为“华北抗日铁军中的铁军”。

  1945年9月,日寇刚刚投降,国共两军拉开战幕。刘伯承领导的晋冀鲁豫地区人民军队,仍然强调“治军先治校”,各级随营学校建制齐全,对加强部队军政素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1948年9月2日,中原军政大学成立,时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兼任校长和政委。由于刘伯承的“名头”,中原军政大学在各军政大学中风头一时无两,为中原(第二)野战军培养了大批军政干才,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军事人才支撑。

  1942年,刘伯承为八路军指战员作军事报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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